文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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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子说：学习的人，能够明白自然与人为的分别，通晓治乱根本，澄清心意以保存这种认识，看清始终而返归虚静，便可说通达。治理的根本是仁义，末端是法度。人赖以生存的是根本，不直接产生生命的是末节。根本与末节原是一体，对两者都有需要，也是人的自然情性。先本后末是君子，先末后本是小人。法律产生，是为了辅助义；重法而弃义，等于珍惜帽子鞋子，却忘了头和脚。重视仁义，是要使其根基广大深厚；不增加厚度却横向扩张，就会毁坏；不扩大基础却增加高度，就会倾覆。栋梁不够粗大，便不能承受重物。承重莫如栋梁，承当国家莫如德。君主拥有百姓，如城有基、树有根。根深则本固，基厚则上安。因此，不以道德为本的事，不能作为常经；不合先王正道的话，不能作为正路。靠便巧言辞随手拼凑、只适用于一时一事的办法，不是天下通行之道。

老子说：治理人民，像造父驾驭四马。用缰绳嚼口协调它们，用胸前挽具使力量得当，内心掌握要领，外在顺合马性，所以能择道远行而马力有余，进退回转都如意，这是确实得其方法。权势是君主的车，大臣是君主的四马。身体不能离开车的安稳位置，手中操持不能失去四马的配合。四马不调，造父也不能顺利行路；君臣不和，圣人也不能治国。持道驾驭，中等才能也能充分发挥；明确职责，奸邪就能止息。事物来到，观察其变化；事情发生，回应其发展。近处不乱，远处也能治。不凭临时任意设置的教令，而得自然之道，千百次行动也能不失。

老子说：行道的人，堵住邪路，预防未然。可贵的不只是让人自以为正确，而是使人没有作恶的条件。所以不要把足以激起贪欲的东西陈列诱人，否则人便日日追求；不要使人有可以侵夺的机会，否则人便日日争夺。这样私欲才能松开，公道才能施行。有余的人止于适当限度，不足的人也能得到够用的供给，天下就能协调为一。若丢开职事实绩，只听毁誉；弃置功劳，只用朋党，那么奇巧伎俩日益增长，守职者不能进用，民俗在国内紊乱，功臣在朝廷争夺。因此，有道就能治理人，无道就会受制于人。

老子说：治国有恒常原则，就是以利民为本；政教有其道，但不能认定今日必照搬古代。只要有利于百姓，不必一味效法古；只要周全于事务，不必拘守旧俗。因此圣人的法随时变，礼随俗化，衣服器械各便其用，法度命令各因其宜。改变古制未必错，沿袭习俗也不足夸。诵读先王的书，不如听到他们的话；听到他们的话，不如懂得他们为何这样说。懂得言说背后的根由，便知道它不是言辞所能完全表达。因此说：“可说定的道，不是常道；可命定的名，不是常名。”圣人所遵循的根本道，像钟磬的基本音准，一经调定不可随意改；具体事务像琴瑟，每曲终了可以换调。因此法制礼乐是治理工具，并非治理的根本原因。偏执一端的人不能同他谈至道，因为他受习俗局限，被教条束缚。

老子说：天下哪里有永远不变的具体法令呢？合乎当世事务，符合人情事理，顺应天地，明察鬼神祭祀的分际，就可以端正治理。从前三皇没有成文号令，百姓也服从；五帝有号令，却没有刑罚；夏代重不违背诺言，殷代用誓，周代用盟。到了末世衰败，人们忍受污名、轻看耻辱，贪求所得、少有羞耻。因此法度命令要衡量民俗而调整宽严，器械要随时变通而制作得适用。被成法束缚的人，不能与他谋划长远；拘守旧礼的人，不能让他应付变化。必须有独到的眼光、独到的听识，才能掌握道而行动。知道法律为何产生，就能应时改变；不知道治道根源，即使循旧也终会混乱。今天有些学者沿袭前人事业，抱住书册，守住文字法规，想用来治国，并认为离了它就不能治。这像把方榫塞进圆孔，想要适合太难了。保存危国、治理乱世，没有智慧办不到；讲论时一味称古，就连愚人也做得来。因此，不适用的法律，圣人不实行；没有实证的言论，明主不听信。

文子问：法律从哪里产生？

老子说：法产生于义，义产生于众人共同的合宜需要，这种共同合宜符合人心，是治理要领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，也不是从地下冒出，而是发自人间，要返身先正自己。真能通达根本，就不被末节搅乱；知道要领，就不被疑惑迷住。自己也有的过失，就不应拿来责难别人；自己没有做到的，不责令别人独自做到。在下面确立的规则，在上面也不能废；禁止百姓做的，自己也不能做。因此君主制法，先把它作为自我约束的准则；禁令先能约束自身，才能行于百姓。法是天下的准绳，也是君主的尺度；公布法律，是为了使不合法的行为归于法。法定以后，合准绳者奖赏，违准绳者惩罚。不得因尊贵而随意轻忽应有的赏，也不得因卑贱而加重刑罚；犯法者虽贤也应依法处罚，合乎法度者虽不贤也无罪。如此公道施行，私欲就被堵住。古代设有司，是限制百姓恣意；设君主，是限制有司专断；设法度和治道，是限制君主横断。人人都不能恣意，道就能胜，治理就得当。因此要返朴无为。无为不是完全不行动，而是不使政事出于个人私意。

老子说：善于奖赏，花费少而劝勉多；善于处罚，刑罚少而能止奸；善于给予，用度省却能形成恩德；善于征取，收入多却不招怨。因此圣人因百姓喜爱的来劝善，因百姓憎恶的来禁奸。赏一人，天下都趋向善；罚一人，天下都知警惧。所以最好的奖赏不浪费，最好的刑罚不滥施。圣人守住简约要领而治理广大，说的就是这个。

老子说：臣下之道，是正直议事，安于合宜位置，具体事务应主动倡议，守住职责，明白分际，以成功业。君臣职责不同，国家就治；争做同样的事，就乱。各得其宜，各处其位，上下才有相互配合的方法。因此枝不能大过干，末不能强过本，这是说轻重大小要形成合宜制约。掌握威势的人，执掌的要点很小，所承担的作用很大；所守简约，所制广大。十围的木柱能承千钧之屋，是得其位置和形势；五寸的门闩能控制开合，是居于要处。下面必行的命令，使服从者得利，违逆者有凶，天下因而听从。号令能行、禁令能止，是以众人共同支持为势。义并不是逐一把利益送到天下每个人手中，而是使一人得到合义利益，天下便愿跟从；暴也不是逐一伤遍海内，而是无义地害一人，天下就会背离。因此举用、处置、废黜、安置，都不可不审慎。

老子说：委屈一寸而伸展一尺，在小处暂作曲折而成就大的正直，圣人会这样做。如今君主评臣，不衡量大功、不总观大节，只寻找细小优点，这正是失贤之道。人有厚德，不要因小节而离间他；人有大誉，不要抓住小过作瑕疵。人人都有短处，整体事业方向正确，虽有小过，也不应因此完全抹杀；整体事业方向错误，即使乡里小行值得称道，也不足以多夸。拘守小谨的人难成大功，专挑行为瑕疵的人不能容众。承担大局者，小节可能略疏；度量广大者，声誉传得远。这是评价臣下的方法。

老子说：自古至今，没有人的行为毫无缺点。因此君子不求一人全备，方正而不伤人，棱角分明而不割人，正直而不放肆，博通而不苛责。道德文武各方面，不凭强力要求别人样样齐备；自己以道修养，不苛责别人，就容易发现并奖赏别人的长处；自己以道修养，也能免于缺失。夏后氏的璜玉不能无瑕，明月珠不能无斑，天下仍珍爱它们，是不让小缺点遮蔽大美。如今只记人的短，忘人的长，却想在天下求贤，就困难了。一般人只看到某人位置低、身份贱、处境受辱，却不知道他的大节。所以考察人，显贵时看他举荐谁，富有时看他施与谁，困穷时看他接受什么，卑贱时看他做什么；让他面对患难，看其智慧勇气；以喜乐触动他，看其操守；交给财货，看其仁厚；以恐惧震动他，看其节操。这样便能知道人的真实品性。

老子说：屈是为了求伸，曲是为了求直。屈寸伸尺、小曲大直，君子可以为之。百川并流，不归大海便不是通海的川谷；行动道路虽不同，不归于善便不是君子。善言贵在可行，善行贵在仁义。君子的过失像日月之食，并不因此永失光明。所以智者不妄为，勇者不滥杀，选正确的事去做，衡量礼义而行。这样事业成了，功绩可凭；自身立了，名声可称。虽有智有能，也必须先以仁义为本。智慧能力一同发挥，圣人仍以仁义为准绳；合准绳叫君子，不合叫小人。君子虽死，名不灭；小人虽得势，罪不除。左手拿着天下地图，右手却要割断自己的喉咙，即使愚人也不会做，说明身体比天下更贵。为救君亲于危难而死的人，却视死如归，是把义看得比身体重。天下是大利，与生命相比仍小；生命可贵，与仁义相比仍轻。这就是以仁义为准绳。

老子说：完备的道德如日月，不同地区、不同族群也不能改变它的方向。取舍相同，毁誉却随习俗不同；心意行为相同，穷达却随时势不同。事情周全适应当世，功就成；所务符合时机，名就立。因此建功立名的人，对世事有所选择，对时机十分谨慎；时机来到，连一息也不能错过。古人用兵，不是贪土地财宝，而是要保存将亡者、平定祸乱、为民除害。贪婪多欲者残害天下，使万民骚动不得安居；圣人奋然而起，讨伐强暴，平定乱世，去天下害，使浊者清、危者安，所以不得不从中截断暴行。作者援引古史传说说，赤帝造成火灾，所以黄帝擒他；共工造成水害，所以颛顼诛他。先以道教、以德导而不听，便用威武临之；仍不服从，才以兵革制止。杀无罪百姓来供养不义之主，害莫大于此；聚天下财物来满足一人欲望，祸莫深于此。放纵一人之欲，增长海内之患，天理不容。设君主，本为禁止暴乱；如今借万民之力反来残害万民，等于给虎添翼，怎能不除？养鱼要去掉捕食鱼的害物，养禽兽要除豺狼，何况养民？这就是作者认为兵革应当兴起的理由。

老子说：治国应使在上者没有苛令，官府没有烦扰的治理，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，工匠没有过度奇巧。事务得以承担而不扰民，器具完好适用而不徒加装饰。乱世却相反：行事者互相标榜高明，行礼者互相夸耀虚饰，车马极尽雕琢，器物专求刻镂；求财者争把难得之物当宝，办理文书者追求繁琐苛细并视为要务；事情陷入诡辩，久拖不决，无益于治，只助长乱。工匠制作奇器，历年才成，却不合使用。因此神农之法说：壮年男子不耕，天下就有人因之挨饿；正当壮年的女子不织布，天下就有人因之受寒。所以他亲耕，妻亲织，作天下表率。引导百姓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重无用之物。耕者不勤，就不能养生；织者不用力，就不能蔽体；有余不足，各由自己的劳动承担。衣食丰裕，奸邪不生，安乐无事，天下和平，智者无须施展奇策，勇者无须展示威力。

老子说：王霸之道，要以思虑谋划，以策略筹图，依义行动，不只是图自己保存，而是要保存将亡者。因此听见敌国君主暴虐百姓，就出兵到边境，以不义责问，以过失指斥。军队到城郊，命令将帅：不得砍树，不得掘墓，不得毁谷，不得烧积蓄，不得掳掠百姓，不得搜聚牲畜。然后宣布：这个国家的君主违逆天地，轻侮鬼神，断狱不公，杀无罪者，是天所当诛、民所仇恨的人。军队来，是废不义而把政权交给有德者。原文宣示，对敢逆天道、扰乱百姓者处以本人死亡、家族覆灭的重罚；以一家听从的，按家给予禄赏；以一里听从的，按里赏赐；以一乡听从的，按乡封授；以一县听从的，授其县侯之位。攻克国家而不伤及百姓，废其君，改其政，尊重优秀士人，显用贤良，救济孤寡，怜恤贫穷，释放狱中应得释放者，奖赏有功者。百姓便开门接纳，浸米备粮，唯恐军队不来。义兵到境便可不战而止；不义之兵则直到尸横血流，仍相互向前厮杀。因此，为土地而战，不能成王；只为自己求取，不能立功。兴事为别人，众人帮助；只为自己，众人离去。众人支持的，虽弱也会强；众人离弃的，虽大也会亡。

老子说：最高的义，是治好国家和境内事务，行仁义，布德惠，立正法，堵邪路，使群臣亲附，百姓和睦，上下一心，群臣协力，诸侯服威，四方怀德。在庙堂修明政治，便能在千里外消解敌对；号令一出，天下响应，这是上等。土地广、人口多，君主贤、将领良，国富兵强，约束可信、号令清楚，两军相对，还没交兵，敌人便奔逃，这是次等。懂地形适宜，熟险隘之利，明察政事与战局变化，熟悉行军布阵，最后仍须白刃交接、流矢相射，载死扶伤，血流千里，骸骨遍野，这是义的下等。战争胜败根本在政治。政治能协调人民，在下者亲附上位，军队就强；人民不受其政，背离上位，军队就弱。义足以使天下人民归心，事业足以应天下急需，选举任人足以得贤士之心，谋虑足以决定轻重权衡，这才是上义之道。

老子说：国家所以强，是人们肯拼死效力；所以肯拼死，是由于义；义能贯彻，还要有相应威严。所以用文教号令，用武备整齐，便能达到目标；威与义并行，才必能强。刀刃交接、箭石如雨，士卒仍争先向前，是因赏可信、罚分明。在上者视下如子，在下者事上如父；在上者视下如弟，在下者事上如兄。上能视下如子，便能王于四海；下能事上如父，便能使天下有治；上能视下如弟，遇难人们便肯效死；下能事上如兄，遇难便肯为之牺牲。因此，面对像父子兄弟一样团结的敌军，不可轻与争斗。合义的君主内修政治以积德，外堵邪路以明威势，察知士众的劳逸饥饱。到了预定交战之日，他们视死如归，是恩德真实加于他们的结果。

【校订说明】底本“奇伎天长”“今行为古”“讯寤于俗”“无诸己，不责于所立”“和欲”“言其从己出也”“方论是处”“自脩以道”前后重文、“蝙獭”“争光”等疑有讹脱，按上下文疏通。其中“无为”末句原文疑脱“不”字，译为不出于个人私意并在此明示，未改原典。“明苛政之变”暂保留政治与战局变化两层意义。赤帝、共工故事属原文古史传说；战争宣告中的族灭等严酷刑罚按原文转述，不表示认可。全篇有关君亲效死、尊卑职分是古代伦理政治论。

【本次校订补记】本篇三皇、五帝、夏、殷、周的分层叙述属于作者的古史观；“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”据原文直译为没有刑罚，不据后世史实认识改作少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