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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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子说：修养自身，最上等的是养护精神，其次才是养护形体。精神清明，心意平和，全身关节安宁，这是养生的根本。使肌肤肥满、肠腹充实、嗜欲得到满足，只是养生的末节。治理国家，最上等的是培育教化，其次才是整饬法令。百姓互相谦让，争着居于卑下；面对财利争着少取，面对劳作争着多做；日益受上位者感化而向善，却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，这是治理的根本。因贪图奖赏而行善，因害怕刑罚而不敢作恶，上有严整法令，下有百姓服从，这只是治理的末节。上古培养根本，后世专务末节。

老子说：真心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，不是每一世都有；能协助治理的臣子，也未必万人中就有一个。用不常出现的君主去求取万中难得的贤臣，所以最好的治理千年也难遇一次，成就王霸功业也不是世世都有。顺导百姓的善意，防止他们的邪心，与百姓同走一条正路，百姓就能向善，风俗就能美好。圣人可贵，不在能随着罪行制定刑罚，而在知道祸乱从哪里产生。如果先打开欲望的缺口，放任人们邪僻淫逸，再用法律把他们排斥，用刑罚追逐他们，即使残害天下，也不能禁绝奸邪。

老子说：身体退处江湖，心里却仍牵挂朝廷富贵，就有两重牵累；真正重视生命，就应看轻利禄。若暂时不能克服欲念，顺其实际情况调适，也可避免精神受害；既不能自胜，又硬逼自己不顺从内心，就叫重重伤害。受这种重伤的人，便难以长寿。所以说：“知道和谐叫作常，知道常道叫作明；刻意增益生命是凶兆，以心强使气叫作逞强。”能超越分别而会通于自然，这叫玄同；运用自身的光明，再返回内在的明澈。

老子说：天下没有比行善更容易的，也没有比作恶更困难的。所谓行善，是安静而不妄为，适应真实情性，辞去多余追求，不受诱惑，循着本性保全真实，不扭曲自身，所以说行善容易。所谓作恶困难，是因为篡夺、弑杀、伪诈、躁动和多欲，都不是自然本性的安适状态，所以说作恶困难。今天人们遭受的大患，来自欲望没有恒常满足的限度。因此，利害的所在、祸福的分界，不能不仔细观察。圣人不执著贪求，也不执著逃避。有些事情越想得到，反而越会失去；有些事情越想躲开，反而越会碰上。心志被某种欲望牵住，就忘了真正该做的事。因此圣人审察动静的变化，调适接受与给予的尺度，理顺好恶，调和喜怒。动静得宜，灾患便不易侵入；收受与给予得当，罪责便不来牵累；好恶有理，忧愁便不近；喜怒有节，怨恨便不来犯。体会道的人不苟求所得，也不把祸患推给别人；属于自己的不轻弃，不属于自己的不占有；常能充足而不满溢，常怀虚心而容易得到充实。用道与法度衡量自身，吃饭只为充饥，穿衣只为御寒，足以使七尺之身温饱便可。若没有这样的尺度，只追求尊贵，那么拥有万乘之国的权势也不痛快，拥有天下财富也不快乐。所以圣人内心平稳、志意平易，精神守持于内，外物不能使他迷惑。

老子说：胜过别人，是有力量；胜过自己，才是真强。能强盛，必定能够运用众人力量；能运用众人力量，必定能得人心；能得人心，必先自己有所持守。从没有自己得其正却失去人心的，也没有自己失其正却真能得到人心的。所以治理的根本是安民，安民的根本是使生活所需充足，足用的根本是不夺农时，不夺时的根本是减少事务，少事的根本是节约用度，节用的根本是去掉骄奢，去骄的根本是虚静无欲。懂得生命实情，就不追求对生命无益的东西；懂得命运实情，就不为无法改变的事情忧伤。眼睛迷恋五色，嘴巴贪求滋味，耳朵沉迷音乐，七窍交相争夺，损害统一本性；每天引入邪欲，耗尽天然和气，连自身都不能治理，又怎能治理天下？所谓得到天下，不只是登上权位、拥有尊号，而是能引导天下人的心，得到天下人的力量。有面南称王的名号，却没有一人的真心赞誉，就是失去天下。因此，桀纣不能因有王号就算真王，汤武也不能因放逐暴君就被视为叛逆。天下有道，守卫在四方远境；天下无道，防线退到诸侯。诸侯有道，守卫在四境；诸侯无道，防范便集中到身边近人。所以说，不依靠别人不会夺走自己的国家，而依靠自己没有可被夺走的弱点。实行足以招致夺权的政治，却只是谴责篡弑，对保有天下没有帮助。

老子说：善治国的人，不随意改变原有基础，不轻易改动恒常秩序。愤怒违逆德，兵器是不祥之具，争夺是扰乱人的原因。怀着阴谋逆德，爱用凶器去治理人们的混乱，这是最严重的倒行逆施。祸害别人，也就会形成自身祸患；不如削弱锋芒，解开纷争，调和光亮，与尘世和同。人往往希望自己贤于别人，又嫉恨比不上别人；想胜人，就生争心，嫉恨不及人，就生怨争；怨争一生，心便乱，气便逆。所以古代圣王消除争怨，使争怨不生，心就安定，气就和顺。因此说：“不标榜贤能，使百姓不争。”

老子说：治理万物，根本不在逐物操纵，而在和谐；形成和谐，根本在人；治理人，根本在君主；治理君主，根本在他的欲望；治理欲望，根本在本性；养正本性，根本在德；养成德，根本在道。以道推究人的本性，本来没有邪恶污秽；长久沉溺外物，就忘记根本，把后来的习染当成本性。衣食形式、礼俗规范，不是人先天的本性，而是从外部接受的。人性本求平和，嗜欲却会损害它，只有得道者能够放下物累，返回自身。能以自身的清明作镜，就不会失去对事物实情的认识；不能自照，行动便会迷惑纷扰。放纵欲望、丧失本性，举动便不正；用来养生，会损伤自身；用来治国，会扰乱人民。因此，不闻道就没有办法返归本性。古代圣人先在自身有所获得，所以命令能够执行，禁令能够遵守。凡办事，必先平定心意、清明精神；精神清明、心意平和，事物才能处理得正。耳朵受毁誉扰乱，眼睛沉迷彩色，却想把事情办正，就困难了，因此重视虚静。水受激便起波，气紊乱便智昏；昏乱的智慧不能作准则，波动的水不能作水平。圣王因此把握统一根本，来调理万物的情性。这个统一根本极为尊贵，天下没有可与之匹敌的；圣王依托它，所以能为天下确立命令与秩序。

老子说：阴阳陶铸万物，万物都承同一元气而生。作者认为，上下离心，就会使气逆蒸；君臣不和，就会导致五谷不熟、春天肃杀、秋天反而荣茂、冬雷夏霜，这些都是失和之气所生。天地之间可以看作一个人的身体，六合之内可以看作一个人的形体。因此，明白本性的人，不被天地的威势吓倒；明察感应征验的人，不被怪异现象迷惑。圣人由近知远，把万里之地看作一个整体。气弥漫天地，而礼义廉耻尚未建立时，万民彼此侵害暴虐，仿佛还处于混沌不明之中；廉耻受压抑败坏。到世道衰败时，祸害多、财物少，劳动辛苦而供养不足，人民贫苦，愤恨争夺产生，所以才贵重仁。人心鄙狭而不齐，结党营私，各推自己的同党，怀着机巧诈伪，所以才贵重义。男女混居，没有相应分别，所以才贵重礼。性命的情感受到过度侵迫，陷入不得已的境地而失和，所以才贵重乐。因此，仁义礼乐是补救败坏的办法，还不是贯通根本的治理之道。如果真能使天下人的精神安定，内心返回最初质朴状态，百姓本性就善；民性善，作者认为天地阴阳也会相应包容养育，财物充足，人民丰裕，贪鄙愤争之心就无从产生。仁义不受损，道德在天下安定，百姓不沉迷彩色外饰。所以德衰了，才修饰仁义；和失了，才调和音乐；礼过度繁缛了，才又修饰容貌。懂得道德，才知道仅靠仁义不足以治理；懂得仁义，才知道仅修礼乐仍不足够。

老子说：清静的治理，和顺、寂然，真实而素朴，闲静而不躁急；在内合乎道，在外合乎义。言语简略而循理，行为使人悦服而顺情；内心和平而不虚伪，办事质朴而不修饰。不凭私意谋划开端，也不执意限定结局；安稳便停留，形势激发便行动。与天地为一体，与阴阳同气，与四时同和，与日月同明；以能随道变化者为人事准则，机巧诈伪不存心中。因此，按作者的理想描绘，天以德覆盖，地以和乐承载，四时不失次序，风雨不造成灾害，日月清明放光，五大行星不失常轨，这就是清静之治的显效。

老子说：太平时代的职分容易守，事务容易办，礼仪容易行，责任也容易履行。因此，一人不兼多个官职，一个官署也不滥兼不相应的职事。士农工商分处合宜的乡里区域，农人相互谈储藏耕作，士人谈品行，工匠谈技艺，商人谈计算。所以士不遗漏该行的德行，工匠不被不擅长的事困住，农人不荒废农功，商人不折损货物，各安其性。人们形态不同、类别有别，互相交换事务成果而不冲突；放错位置就显得无用，处在适合的形势中便显得可贵。先知远见，是才能特别出众的表现，但太平之世不拿它要求人人。博闻强记、口才敏捷，是人的智慧特别充足的表现，明主却不拿它强求所有下属。傲视世俗、轻看外物、不随俗流，是士人的高亢品行，治理良好的时代却不把它作为普遍教化标准。因此，高得人人达不到的，不拿来量人；一般人做不到的行为，不拿来规定全国风俗。不能只倚赖特殊人才，而合宜的尺度方法却可以世代传授。所以国家治理好以后，普通甚至愚钝的人也能守成；军队也可以用统一法度整齐。不必等到古代英杰再现，人人就能各尽所能，原因在于利用各自已有的能力，并加以配合。末世的法令却设极高标准，做不到就定罪；加极重任务，担不起就处罚；设置危险难事，不敢做就诛杀。百姓被这三种责求逼困，就装出智巧欺骗上面，冒险作邪。即使法律更严、刑罚更重，也不能禁止奸诈。兽被逼到绝境会抵撞，鸟被逼到绝境会啄击，人被逼到绝境会欺诈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老子说：雷霆的声音，可以用钟鼓模仿；风雨的变化，可以按古人的音律观念加以感知。凡大得可以看见的，便可以衡量；凡明得可以看见的，便可以遮蔽；声音能听见，便可以调节；颜色能辨察，便可以区分。至于真正至大，天地都不能容纳；真正至微，神明也不能看见。等到建立音律历法，分别五色，区分声音清浊，品尝甘苦，原本的质朴就已经散成各种具体器用了。树立仁义，修饰礼乐，德也就可能转移为人为造作。百姓卖弄聪明来惊惑愚人，设置诈术来对付上位者，天下虽有人能暂时维持，却未必有人能真正治好。智巧越多，德越衰，因此至人保持淳朴而不使之散失。至人的治理虚静寂然，不炫示足以引起贪欲的东西；心与精神相安，形体与本性相调。静时体会德，动时通达理，遵循自然的道，只在不得已时才行动。漠然无为，天下便和；淡然无欲，百姓便朴。不愤恨争夺，财物便足。刻意贪求的得不到，合宜接受的也无须假意推辞；德返归于人，却没有谁自居施恩者。不靠言辞的辩明，不能用言说限定的道，若能通达，就叫天府。从中取用不减，汲取不竭，没有人知道它从何处源源而来，这叫摇光。摇光，就是供养万物的根源。

老子说：天珍惜其精，地珍惜其平，人珍惜其真情。天的精，是日月星辰、雷霆风雨；地的平，是水火金木土各得其位；人的情，是思虑、聪明、喜怒。因此，收摄眼耳口心四个关口，止息“五道”的外驰，就能与道相融。精神藏于无形，精气返回真实。眼虽明而不滥看，耳虽聪而不滥听，口虽能说得恰当而不滥言，心虽条理通达而不滥加思虑；任其自然，不强作；虽有知识，不自夸；使性命的实情端正，机巧故作就不能损害它。精气存于眼，视力就明；存于耳，听觉就聪；留于口，言语就当；集于心，思虑就通。因此，守住四关，一生可少受祸患；四肢九窍不被生死执著扰动，这叫真人。大地生出财富，根本不出五行；圣人调节五行的运用，治理便不荒废。

老子说：秤衡对左右没有偏私轻重，所以能称量公平；墨绳对内外没有偏私曲直，所以能校正。君主用法不掺杂个人好恶，所以能发布公正命令。没有人因此把私恩归在君主身上，也没有人积藏对他的私怨，这就是任道而合人心。治理者不逞自己的机智。水势冲破船，木石撞折轴，人们不怨木石，而责问制作是否巧当，因为制作者的考虑没有周到。道掺入机智就乱，德夹带私心就险，内心执著于窥察就眩惑。权衡规矩一经确定就不任意更改，常守统一而不邪曲，施行四方而无阻滞。一旦确立，能够流传万世，这就是无为而成的作为。俗话说：国家有导致灭亡的君主，世间却没有必然灭亡的正道；人有困穷的时候，理却没有完全走不通的时候。因此，无为是道的根本；得其根本，就能应对无穷。如果不依道理法则，只专凭个人能力，离困境也就不远。君主不出门而知天下，是借事物认识事物，借众人了解众人。积聚力量去做，没有不能承担的；集合众智去办，没有不能成就的。千人群体不至于断粮，万人群体不至于废事；工匠不杂做不同专业，士人不兼任不相宜的官职，各守本职，不互相推卸。人得其宜，物得其安，所以器械不粗劣，职事不怠慢。要求少，容易完成；职责简，容易守住；负担轻，容易劝勉。在上者把握简约的分际，在下者献上容易完成的功效，因此相处日久而不相厌弃。

老子说：帝者体会太一，王者效法阴阳，霸者取法四时，一般君主运用六律。体会太一的人，明白天地实情，通达道德条理，聪明如日月照耀，精神与万物相通，动静调于阴阳，喜怒和于四时。覆盖润泽都合道，普遍施及而无私；飞虫蠕虫都依其德而生，德泽流到边远之外，名声传于后世。效法阴阳的人，承接天地和气，德与天地并立，光明与日月同照，精神与鬼神相通；戴圆天、履方地，以准则规范自身，内能修身，外得人心，发布号令，天下闻风而从。取法四时的人，像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取予有节，出入有量；喜怒刚柔不离其理，柔而不脆，刚而不折，宽而不放纵，严而不乖戾，从容顺应，以养育众类。其德容纳愚者与不贤者，不偏爱任何一方。运用六律的人，以生杀、赏罚、给予和夺取这六项治理作用为主要手段，平定祸乱，禁止暴虐，任贤去不肖，匡邪为正，安险为平，矫曲为直；明于施令和开通、禁制之法，乘时因势，使人心服从。帝者退而仅用阴阳之法，德业便衰；王者退而仅用四时之法，力量便削；霸者退而仅用六律，便会受辱；一般君主再失准绳，就会被废。因此，基础狭小却强行做过大的事，会困塞而不能使人亲附；条件广大却行过小的办法，又会狭隘而不能容众。

老子说：土地广、人口多，不足以保证强大；铠甲坚、兵器利，不能凭它保证胜利；城墙高、护城河深，不足以保证稳固；刑罚严酷，不足以保证威望。实行能使国家生存的政事，即使小国也能保存；实行导致灭亡的政事，即使大国也会灭亡。所以善守者，使人无从与之对抗；善战者，使人无从与之争斗。乘时顺势，依民所愿，天下便服。善于为政的人积累德，善于用兵的人蓄养共同御敌的义愤。德积累了，民众可以动员；义愤蓄养了，威势可以建立。文教深入，权威所能感服的范围就大；德泽广大，威力所能节制的范围就广。范围广，我方就强，敌方就弱。善用兵的人，先削弱敌方，再交战，因此耗费不到一半，功效却达到十倍。千乘之国行文德可以成王，万乘之国好战也会灭亡。王者之兵先造成胜利条件再战；败亡之兵先开战再找获胜办法，这是不明道理的缘故。

【校订说明】底本“即重生，重生即轻利”与后文“重伤”衔接含混，译文兼顾两重牵累与重生轻利两层读法；“常厌度量”“合于若性”“廉耻陵哕”“安即即留”“同胃”“责易赏”“世亡亡道”“其穷中远”“圆履方，枹表寝绳”等疑有讹脱，均依文意疏通，待据校本核验。“六律”本段随文以生杀、赏罚、予夺说明，不强行套入音律名目。气候灾异与人政感应、精气和四关等为作者古代观念，不作现代科学或医疗结论。

【本次校订补记】“闭其四关，止五道”保留“四关”“五道”的数量和名目。四关依后列目、耳、口、心解释；“五道”具体所指底本未在此逐项列明，暂保留名称，勿据现代感官分类擅补五项。